来源:《湖北社会科学》1994年第11期  作者:傅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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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兴勃亡忽”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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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上有两句话:“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罪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能进行自我批评,能勇于接受群众的监督,自己如有违法犯禁的行为,亦能依法对自己进行处罚。“罪已”,这是严格要求自己,维护法律尊严,使其免于陷入腐败的保证。“罪人”,即是指批评的武器只用于对人,用严刑峻法处罚别人,而自己则处于超然法外的“特殊公民”的地位,“刑不上大夫”,“罪人”,这是保护封建统治者特殊利益和特权的手段,也是丧失民心,使自己陷入腐败的重要原因。禹、汤是历史上著名的明君,正因为他们有“罪已”的精神,从自己做起,“身执以为民先”,又能体恤百姓,所以他们开创的事业、政权,能“其兴也勃焉”,在历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桀、纣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正因为他们用严刑峻法对付百姓,校征暴敛不择手段,只知“罪人”,从不“罪已”,酒地肉林,荒淫无耻,百姓怨声载道,所以他们的政权,也就“其亡也忽焉”,他们本人便很快成了县首异地的亡国之君。“罪己”与“罪人”,功过利弊,兴盛衰亡,绝然不同,而给后人留下的教训,犹警钟在耳,殷鉴不远回!乃至于到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还和毛泽东同志讨论到中共如何跳(本文共计1页)......[继续阅读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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