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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物》2006年第06期  作者:巫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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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器”的理论和实践——战国时期礼仪美术中的观念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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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中的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以说是中国古人对于“器”这个概念所作的最广泛的定义。虽然对这句话的解释很多且有所不同,联系到同一篇文章中“制器”等说法,“器”在这里所指的是由人类所创造、有着特定的形式和功能、可以被经验和使用的具体事物,与抽象、不可见的“道”对立而共存。根据这个基本定义,任何对人造器物的分类和诠释都必然在“器”的范畴里进行。而实际上中国古人也并没有停留在“形而下”这个广泛的概念层次上,而是对许多器物的类别和象征意义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发展出一套在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器物学的阐释理论。这套理论对现代的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既提供了有用的概念,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一方面,虽然考古学和美术史这两个学科所考虑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但其研究对象首先都是具体的实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持续了古代对“器”的思考。在判定和解释考古和历史材料的时候,论者很自然地会参照和使用传统文献中对各种器物的分类和定义。但另一方面,这些传统的分类和说法并不是从来都存在的,也不是对现实的客观记录。它们出现于一定时期和地点,有着自身的历史性和目的性,因此也必须作为历(本文共计10页)......[继续阅读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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