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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海》2006年第02期  作者:夏泽祥;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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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治国方略的法治——评徐祥民先生对法治的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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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要人治不要法治”口号在中国大地的广为流传,到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进宪法,中国人对法治的选择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选择过程中,邓小平于1978年12月提出的“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①的主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这个时间又恰巧是整个选择过程的中点:前20年的历史教训使邓小平等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法治,后20年的法学研究和宣传则使全体中国人民一致选择了法治。在这后20年的研究探索和宣传过程中,法学家群体对中国法治建设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包括立法活动的高效率与法律实施的低效率之间的矛盾,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之间的矛盾,伦理型道德与法治型道德之间的矛盾,法律的普遍化与特殊化之间的矛盾等等。②当我们还没有走上法治道路的时候,我们对法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追求,但当我们真的走上这条道路时,我们对于的认识却变得迷惑起来,这是为什么?用夏勇研究员的话说,这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于法治的现代化或本土化而放弃了“文化上的自主思考的权利”。③这一分析(本文共计4页)......[继续阅读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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