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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纵横》2011年第02期  作者:陆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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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的东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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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入日本,东京审判有黑幕1947年夏天在上海,最后一批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我当时是《改造日报》的记者,随同几个日共地下党员混杂在人群中,搭乘邮轮到达了日本港口佐世保。上岸后,海关检疫站误认我也是“归来者”,经过喷射消毒粉剂后,也发给我一件《欢迎归来,您辛苦了!》证件—凭此证件可免费乘火车到东京,膳食均免费。从此,我开始明察暗访,想了解战后的一些真情实况。开始,我与日共地下党员中尾胜男夫妇偕赴东京,我先找到中国驻日代表团,见到我熟悉的朱世明团长。我提出要求:发给我一张东京审判的旁听证,我准备参与东京审判庭采访、为上海《改造日报》发稿。朱世明告诉我说:“你来迟了!”东京审判是1946年1月开始的。麦克阿瑟总部规范极严,各国来采访记者要统一管理,食宿生活和发布电讯都由总部集中办理。我持有旁听证只能坐在客位,无权在总部发布电讯。朱世明团长是我多年前认识的朋友。1937年,我由国民政府委派,随同阎宝航去西伯利亚的哈巴诺夫斯克充任副领事(阎为总领事),但因外交部的“潜规则”未能成行。当时朱世明是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我们是湖南同乡,他知道这其中内幕,曾向我说:“中国的问题不是赤化是腐32粼横2011年(本文共计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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